[安徽]胡竹峰

  《鸭头丸帖》写道：“鸭头丸，故不佳。明当必集，当与君相见。”此帖据说是王献之存世的唯一真迹，也有人说是唐人摹本。宁愿它是摹本，这样我辈后人读帖时能多一分惆怅与罔恋。

  在艺术上，惆怅与罔恋有时候比欢喜与满足格调来得高。文学中写悲剧的作品明显比写喜剧的艺术价值大，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桃花扇》可以不朽；《好逑传》《玉娇梨》《平山冷燕》这些才子佳人之类大团圆的东西看过即忘。

  这一笔扯远了，只说王献之的书法。他的字风格与其父仿佛，但脱去了王羲之的形骸。王献之多病，故帖中常常提到药。鸭头丸是一种药，医书上说主治“水肿，面赤烦渴，面目肢体悉肿，腹胀喘急，小便涩少”。他另一名帖《地黄汤帖》提到的地黄汤也是味药。

  今人谈到书法，第一想到的就是碑帖。“碑”和“帖”，原是两个概念。歌功颂德、立传、纪事的文字，镌刻后立于某纪念处的称“碑”。关于“帖”，欧阳修做过定义：“其事率皆吊哀、候病、叙暌离、通讯问，施于家人朋友之间，不过数行而已。”欧阳修倒无意中点出了晋人法帖比魏碑、唐楷、宋书的高明所在——施于家人朋友之间，也就是家常。

  晋人法帖是油盐柴米之间留下的一些片段。魏碑当然好，唐楷也不坏，但太刻意了，远不及晋人随便。宋以后，书的味道减弱，法的规矩增加，艺术上规矩越多，成就越小。晋人法帖有平淡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气息。寄给友人的短信，随手写下的便条，不必正襟危坐地对待，也没有装裱悬挂的念头，笔墨间方有真性情流露。

  王献之的书法视角是家常的，因为家常，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味虽足，我还是觉得亲切。唐宋人的书法当然好，但他们的书法里有刻意的成分(《祭侄稿》除外)；到了明清，笔墨在宣纸上几乎成表演了。

  当下，我越发迷恋晋人法帖。鸭头丸虽不佳，“明当必集，当与君相见”还是韵味无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