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浙江]金敏

    满头的冰渣敲掉时，头发也就干了。这个发明很快在女兵中间流行起来。

    树干斜靠在墙上，上面砍出些缺口当梯子。我们战战兢兢爬上去，却不敢下来。藏胞们看着我们的狼狈相开怀大笑。在他们的指点下，我们学会了对付这种独木梯，并且不久就能手提肩扛上下自如了。

    甘孜见不到蔬菜，我们就自己开荒种上了耐寒的包心菜和萝卜。这儿的土地特别肥沃，包心菜和萝卜都能长到二三十斤重一个。收获是最让人激动的事。我们都喜欢抱着自己种的蔬菜拍照，像抱着个大胖娃娃似的，然后把照片分寄给亲友们。

    西藏姑娘梳着满头小辫子，再扎成一把配上许多饰物。她们难得梳头，梳一次头要花上好几个小时，还要请人帮忙。梳头时边上要放一大碗酥油，边蘸边梳，头梳好油也用完。那时的藏族姑娘从不洗头，说是出嫁前才洗头。我们女兵最怕满头沙土，不洗不行，洗了又怕一时干不了会感冒。我带头冒险，但洗好后还来不及用毛巾擦干，头发就结成了一个大冰块。急中生智的战友们急忙帮我用小棍子敲打，等满头的冰渣敲掉时，头发也就干了。这个发明很快在女兵中间流行起来。

    军医院新房子建成后，不但收治部队伤病员，也为藏胞们服务。我们因此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藏胞。西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贫富悬殊是常人难以想像的。贵族的奢侈且不去说它，平民多数大雪天没有鞋袜，没有内衣裤，只有一件老羊皮袄，包裹着光溜溜的身子。婴儿也没有衣服，光身子揣在大人怀里。来治病的藏胞中，有被贵族割了耳朵或舌头的，有被挖去眼睛的，种种惨状让人不忍卒睹。我们觉得这些下层藏胞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里，对他们格外关心。我们的真诚慢慢融化了藏胞心中的坚冰，消除了他们的戒备心理。许多藏胞后来对我们有了很强的信赖感。战友复员时，行李中最多的东西就是他们敬献的哈达。

    军医院除了救治伤病员外，还担负起了宣传任务，经常把筑路部队的英雄事迹和汉藏人民团结互助的故事编成说唱、快板和歌舞进行演出。1953年西藏军区在甘孜建成了“八一”大礼堂，举行了首届文艺体育运动会。

    文艺演出前一天，我们在大礼堂外的空地上支起了帐篷充当宿舍。不料半夜里，女兵们的帐篷被大风连根拔起，像降落伞似地在空中飞舞。男兵们赶来帮忙，但黑灯瞎火中无法把帐篷再支起来。男兵们于是睡在帐篷外面，让我们挤到他们的帐篷中取暖。我们围着牛粪火堆说话，红红的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脸。那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不眠之夜。

    1951年，我是解放军西南军医学院的一名学员。 毕业分配时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几千人的大厅里鸦雀无声，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：四川、云南、贵州，最后报的是去西藏的名单。大厅里顿时沸腾了，大家还把进藏的同学高高地抛了起来。我也是被高高抛起的一个，那种幸福和自豪真是难以形容。更让我自豪的是我被分到18军军医院，成了战绩辉煌威名远扬的18军的一名战士。

    当时的川藏公路只能到达甘孜，军医院就暂时设在甘孜，这是红军长征到过的地方。1951年10月下旬，我们赶在大雪封山前向甘孜进发，渡过大渡河，翻过二郎山、大雪山、折多山……越往西走人烟越稀少，景色越荒凉，而气候则越来越寒冷。

    我们到甘孜时，军医院还没有房子，借了普通藏胞的房子暂时收治病员。房子很简陋，下面是牛棚，住医务人员。虽然牛粪味很浓，但大家照样睡得很香。楼上住伤病员，说是楼房却没有楼梯，只有几根粗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