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初史已颇火了几年，表面看，似乎挖不出什么新东西了，但翻开这本《挖历史》，还是感到令人耳目一新。首先是作者团队强大，张耀杰、马勇、端木赐香、李刚、黄恽、岳南、张宏杰、王跃文、傅国涌、邝海炎、蒋丰……从一本书中能读到这么多样的历史写作风格，堪称精神大餐。

    其次是它基本秉持了学者述史的体例，但内容丰富多元。像关中同治浩劫、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真相等，是以往不怎么被提起的大事；而胡适的糖尿病、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吃饭问题等，是常常被忽略过去的小事；至于袁殊、苏青、朱同等，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或奋斗或挣扎过，可身影却被悄悄擦去；而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、清末改革为何失败等，则又是一番深邃的沉思。

    常常想，人为什么要读历史？历史有太多要记忆的内容，它不断被各种解释刷新，到后来，究竟该信哪个，反而成了大问题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蕴藏着一种对历史的深深的热爱，我们未必是想以史为鉴、古为今用，而是生而为人，我们天然具有反思生命意义的能力，可一旦沉入其中，就会发现一切价值都有其虚构性，都无法真正回应最简单的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活着，这次人生为什么要以死亡为结束？

    正如米兰·昆德拉说的那样，如果人生只有一次，那么它有同于无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退回原点，无法真正设计自己，命运就等在明天的某个地方伏击我们，我们却无可奈何。假如有第二次生命，我们可以选择更清晰的道路、更明智的活法，我们可以把许多遗憾永远关在门外，我们会活得更充实。然而，这事实上绝无可能。

    我们拥有理性，却不能用理性把握人生。所以，我们要从他人的生命中，体会当下的存在。这就像只有通过镜子，才能明白自己长什么样。历史是模糊的，含混的，可一旦沉浸其中，我们获得的其实是自己。因为历史，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虚妄的，什么是永恒的，什么会让我们心灵沦陷。

    这就是为什么，每到历史转折点时，人们会求诸历史，因为变动时代中最容易模糊的就是自我，而历史能给我们一种独特的存在感和方向感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种体会不免会被归入“文傻”系列，但在多元社会中，依然需要“文傻”，现实是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理性霸权所压迫，理性抢占了一切问题的解释权。从理性的眼光看，信仰是迷信，文学是幼稚，爱好是堕落，沉思是反逻辑。理性设置了大量的标签，将我们逼入了一个只能以使用价值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中。

    然而，任何独裁都必然导向悲剧，即使理性也一样。原子弹、污染、能源消耗、转基因、消费主义，哪一个不正在劫持着我们的生活，不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？可问题在于，我们没有一种思想资源可以与之对抗，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理性教育，思维完全被理性主义所格式化，最终只能用个性、情绪来反抗，可伴随着一次次挫折，最终只能选择妥协。在强大的理性主义洪流面前，一切传统、习俗都被粉碎了，个体的抵抗又能坚持多久？

    毫无疑问，心灵的寂灭是一种现代病，只是它不再表现为心如死灰，而是变成粗鄙的狂欢，痴迷于时尚商品、流行人物，就能掩盖掉反思造成的那些痛苦。于是，逃避孤独，宁可为此放弃自由，成为理性主义的奴仆。

    其实，这种理性主义在今天的历史写作中也在泛滥，比如非要把历史的作用说成是给当下提供参考，非要把历史的原则说成是求真务实，非要在历史身上贴上无数科学的装饰品，这就忽略了，历史永远不可能有所谓真相，它的价值在于对真相的无限探索与解读中，历史是一种趣味，它无法被标价，无法被利用，我们读历史，仅仅是因为我们热爱它，它让我们回归对生命的思考。

    坦率说，已经出离厌倦了你批驳我、我批驳你式的八股论文，参与者人人以为自己就是目击证人，为一套虚拟出来的立场而义正词严。我想，如果历史本人在场，它一定会哈哈大笑——当我们把历史当成一种资源时，我们事实上就失去了读懂历史的可能。

    渴望阅读不同人的解读，渴望面对历史时不再那么咬牙切齿，渴望那些不刻意用当下的关怀裁剪过去的文字，渴望回归历史多元、丰富、单纯、深邃的面向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读《挖历史》的理由了。 唐 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