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一鸣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省市作协理事，著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选九本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，现任教于南京外校。

  文  余一鸣

  十几年前的某个礼拜天，陈作者〔我姑且叫他陈作者〕按我家门铃的时候，我老婆在猫眼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是谁。可他是个执著的人，你不开门就按个不停。我老婆开了门，警惕地问他找谁，他报出了我的名字。我到门前一看，不认识,便问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  “我找你啊，余老师。”

  我在乡下教过十几年书，很多学生都认不清了，说不定是我从前的学生。我便赶紧把他让进了门。他大踏步地进了我家的客厅，我老婆连拖鞋也没来得及递给他。他一屁股坐下，就朝我“嘿嘿”地笑。他穿着一身过时的西装，一双破皮鞋满是泥泞。居然还留着一个小辫子，只不过那小辫子既脏又乱，像是扭结在一起的乱稻草。我一边泡茶递烟，一边极力想回忆出他的名字。自从进了省城，偶尔会有乡下的亲友来访，我都不敢怠慢。从前在乡下时常听人骂城里亲戚两瓣脸。我不想在乡亲们面前落个话柄，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人是谁。

  “余老师，我是陈作者。”

  我终于对上了号。离开小县城时我做过几年县文学协会的副理事长，编一本地方的文学内刊，那时对这个陈作者是印象很深的。那一年发展文学协会会员，陈作者也打了申请报告。报告后面附上厚厚一叠稿纸，是一部中篇小说。字写得极小，像是爬满了格子的蚂蚁，文章却有几分才气，我便作了推荐。

  没想到有一天我去文联，驻会秘书长说，陈作者把那本会员证撕烂了扔在文联办公室的门口。他塞了一封信在门缝里。大意是说他生病住在县人民医院一个多星期，打电话到文联却没人肯接。他在医院忍受着病痛，天天等着文联派人去看望他，却鬼影都没见到，加入文联有屁用。自那以后便没见过他，也没见他给文联编的那个小刊物寄过稿子。

  陈作者显然对我一时没认出他有几分不满和失望，但一会儿便释然了。他从肮脏的背包里拿出装订好的两个剪贴本。一本是我发在报刊上的文章，一本是他自己发表的文章。我那时已难得写小说，难得他还这么关注着我的文字。看他发的文章，也有十几篇，但多是“豆腐块”类的小文章。

  问他的情况，他说结过婚，又散了，孩子被女方带走了。女的原是个笔友，从四川过来。不到一年说回去办手续领结婚证，却一去没回来。他倒挺洒脱，说其实结婚做什么，某某和某某不是结了又离了，他说的某某和某某皆是文坛上的名作家。他谈到文坛上的名人都称兄道弟，讲到文坛逸事也如数家珍。

  我的脸渐渐难看起来，我问他孩子几岁了，他说多年没见，五六岁还是八九岁记不清了，他管不了那些小事。我告诉他，我已经不写小说了，文学是贵族文化，我首先要挣钱在省城买房买车，让一家人过上满意的日子。我话锋一转，你也不配弄文学，你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，还有什么脸谈文学。

  陈作者走了后，我老婆说我伤害了他。我不后悔，八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电脑电视, 没有游戏室KTV，爱好文学是一件时尚的事，运气好的话凭一篇作品成名还可以调进文化馆文化站吃皇粮，时过境迁，陈作者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

  后来我回县里打听到，陈作者已经不弄文学，成了一个有些名气的木匠，重新娶了妻生了子。我在心里说，这就对了。